黄寿祺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、诗人。在高等学校连续40多年的工作，学术令人敬仰，教学为人赞赏，诗篇为人传诵。我是黄老的学生，后来又留校做了他的助教。数十年的交往中，他对人的真诚和爱护，令人永难忘却。我现在年逾八旬，离开黄老也数十载，然而他的音容笑貌，爱护学生之情，为人处世之举，仍常在脑际浮现。

　　黄老原是福建师院（即今福建师大）中文系主任。他的学术成就，广涉群经诸子及历代文学各领域。他对易学的研究，更是蜚声海内外，有当代“易学宗师”之美誉。他的《易学群书平议》，在当年北京高校教学之余，以十年之力，成稿134篇，厘为七卷。他的老师尚秉和（光绪癸卯进士，当时易学泰斗）为他作序。序中说道：“吾友黄君之六，作《易学群书平议》，凡解易之书，经黄君商议，解剖其是非得失，判然立明，如镜之鉴物，妍媸好丑，毫无遁形，学者苟由其说以求之，绝不至有面墙之叹，歧途之入也。”1940年，日本乔川时雄在所纂《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》中，对黄老当时的易学研究，有“精苦刻铭”之赞语。

　　1941年，黄老从北京回福建故里任教，他的其他论易学之书，原稿均已散失。在福建师大任教时，在学报上发表的有《汉易举要》、《周易名义考》、《论易学之门庭》等文，并编《学易初阶》讲义。全国解放之初，学生对《周易》很不理解，以为这是算命卜卦之书，宣传封建迷信之物。又正值对教师进行“思想改造”之时，便对黄老的《周易》专题讲授，进行严厉“批判”。甚至用亵渎的语言，贬损他的人格，曲解他的诗词，气得他几乎跳楼。然而“批判”过后，他就像被不懂事的孩子误伤的慈母一样，伤痕未愈，又倾注一片爱心，耐心教导这些学生。平日里学生每谈及黄老对学生的真诚爱护，总赞不绝口，流露出内心的感激之情。1957年一位大三的学生被打成右派，监督劳动，在猪场养猪。当时谁也不愿和他接近或谈话，怕被扣上政治立场不稳的帽子。有一天黄老看他脏兮兮地从猪场出来，低着头走路，黄老就把他叫住，问他有没有继续看书学习。他可怜兮兮地说，监管的同学不准他去借书，图书馆也不愿惹麻烦。黄老便暗地里找图书馆馆长，请暗中准他借书。

　　1958年是“大跃进”年代，高等学校开展“厚古薄今”大批判。黄老是系主任，长期讲授中国古典文学，学识渊博，又特别认真，深入浅出，传神达意，学生都很喜欢。这回自然又得重点挨批。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贴满整个长安山教学大楼，中间还夹有漫画。借此嘲弄他“厚古薄今”之错误。黄老面对这些，哭笑不得，申辩不得，解释更难。此时我已是黄老的助教了。看到他所受的屈辱，实在很难忍受，但又无可奈何。后来，我动摇了学好中国古典文字的决心，就转到现代文学组去了。离开他四年后，我写了一篇四万余字的长篇论文，探索一位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的创作道路。那时黄老兼任福建省语文学会会长，看到我参加这全省第一届语文学会学术讨论会，论文又是经省语文学会领导组严格审查统一印发的，非常高兴，一再鼓励我要继续努力，不能懈怠。

　　其后，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黄老在福建师大挨批挨整，下放山区农村。我所在的福建二师院则解体，也随即下放山区农村。从此茫然离散，音信杳然。“文革”后，黄老以其德才之高，育才之志，由教授荣选为福师大副校长。我则从山区农村调回漳州师院（原二师院改名），担任中文科主任。黄老得知我从农村调回，非常高兴。每次到福州开会，他总希望我提前去，住在他家。他有一间大图书室，全是藏书，其中有几架，全是毕业生的著作，所有序跋或扉页上各自签注的文字，都是呈献恩师黄寿祺教授，恳请给予指导等语。面对这许多论著，联想到黄老一生呕心沥血的辛劳，也想到这许多学子拳拳的感恩之心。

　　岁月沧桑，教坛诸事，有喜有忧。唯愿崇高的师德与真诚的师生情谊，代代传承。

　　王惠廷